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新型职业农民”？

小编今天整理了一些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新型职业农民”？相关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本文目录一览：

• 1、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新型职业农民”？
• 2、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
• 3、我国创新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哪些人？他们为什么被称为“新型职业农民”？

“70后不愿种地， 80后 不会种地， 90后 不谈种地。”这句最近被人们熟知的话，道出了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隐忧。从2012年到2017年，连续6个 中央一号文件 都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作出了部署，新型职业农民被国家寄予厚望。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目前突破2000万人，其中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500万人。那么，什么样的农民可称为新型职业农民？其发展现状如何，又该如何培育和扶持呢？我们来看看 三农 领域的专家和学者怎么说。

新型职业农民，“新”在何处？

新型职业农民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动力。新型职业农民“新”在何处？目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情况如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 主动适应农业现代化生产和产业发展需要，主要依靠农业及相关产业经营获得收入、以务农为职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

基本要求包括：

具备一定文化与科技知识、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富有自主创新创业精神、具有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对比传统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新”在以下几点：

具备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的先进理念；具备现代农业所要求的能力素质；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是新农业生产的继承人与开拓者。 中职学校招生网

主要培养对象：

现阶段，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对象不仅包括青壮年农民，还包括农机大户、农村合作社带头人、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现代青年农场主等多方主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职业农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小农户，其特点如下：

面对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新型职业农民高度依赖社会分工，面向广大市场开展生产经营，而不是自给自足。作为 市场主体 ，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具有成本核算意识、品牌塑造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不仅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竞争，还面临着 国际市场 的竞争。

经营规模比较大。 特别是在农产品流通、服务和加工领域，从业者的经营规模很大，甚至可以比肩跨国公司，足以使 生产成本 降到产生市场竞争力的程度。从我国现实出发，将粮食生产的平均家庭经营规模（约10亩左右）定义为现在的8至15倍比较合理。

依托现代农业经营组织体系。 从国际经验看，在大部分农业生产领域，“巨型合作社+专业化 家庭农场 ”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此模式一方面会提高合作社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能让群体分享农业产业链的利益。在农业 发达国家 ，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一般的家庭农场经营者也难以维持生存。

越来越多地采用环境友好的技术从事生产经营。 发达国家的有机农业比重一般不超过10%，但大多都重视环境友好技术的利用，并确保大宗农产品的安全生产。

与政府和农业科研机构结成“ 金三角 ”。 农业生产经营系统、农业科研机构和政府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性支撑结构，三者结成良性互动关系。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安录：

新型职业农民的“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新的农业经营、农业专业化服务、农业管理的主体，既要懂经营，又要懂管理，还要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

2、是农业新知识的掌握者和传播者，只有广泛掌握生物科技、计算科学、现代管理等知识，才能提高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新技术、新品种、新技能的使用者和发明者，没有新的技术装备武装现代农业，就难以实现 规模经济 ，而没有新的优良品种被培育推广，市场竞争力就难以提高。

4、是现代农业新业态的创新者，新型职业农民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营销联结为一体，将特色农产品生产与农村生态旅游融为一体，使农业成为集种养、旅游、教育等于一体的多功能新业态。

队伍有待形成，面临“成长的烦恼”

目前，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面临哪些问题？应该怎样破除这些制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

存在的问题：

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发展面临着支撑政策缺乏、培育体系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完善、培育效果有待提升等“成长的烦恼”。在人口流动、户籍政策、土地政策等方面缺少有力支撑。 尚未建立完整的、满足不同层次培训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 同时，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培育效果有待提升。

解决的对策：

对此， 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支撑体系和 管理制度 。 要规范培育内容，完善课程体系，创新培育模式，实施分批分类培育；进一步加强培育质量与效果考核，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评价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存在的问题：

在农业生产环节，目前仍以小农户为主。虽然在农业主产区的很多小农户已经不直接下地操作，但他们仍是土地承包户， 土地不流转，会对土地规模经营水平提高形成限制； 我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的现代化水平还较低，规模普遍较小，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相当有限；我国农户的科技装备水平总体较低，亟须建立高水平科技推广体系，让农民学习更多实用技术。

解决的对策：

首先， 进一步提高 城市化水平 ， 改革城市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善城市居住形态，方便农村居民迁入城市。

其次，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探索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担保融资，降低地租水平，提高农业投资者增加土地生产力的积极性。

再次， 大力支持农民合作社实现跨行政区发展， 建立家庭农场分享农业 全产业链 收入的长效机制。特别要引导有条件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转型为现代农民合作社。

最后， 建立以农业大学为主体的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体系 ，将现有农业科技推广系统并入其中。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安录：

存在的问题：

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素质有待提升， 特别是在基础学历、市场敏锐度、创新意识等方面与现代化新业态发展要求有一定距离；社会认可度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不健全；土地产权细碎化、地块细碎化、农村组织分散化的现状与现代农业经营规模化、集中化、组织化、专业化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

解决的对策：

为了突破以上瓶颈，建议建立政府与企业、社会相结合的多元化培训投资机制， 加大职业农民培训力度； 增加媒体对职业农民的宣传报道，逐步消除二元制度障碍，实行社会基本福利均等化；加快推进承包地 确权 登记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为新型职业农民规模化经营创造基本物质条件，解决资金不足瓶颈；改革农业院校教师评价制度，鼓励教师个性化发展，建立教学型、科研型、推广型三支教师队伍，改革教学内容；逐步健全农村农业技术推广站，搭建实用技术、信息传播、农情预报预警网络，帮助新型职业农民快捷掌握新技术，有效防范各种风险。

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要看能力素质

很多网友反馈，比起现有的农民，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率先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概率更大。专家怎么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

《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必然瞄准在乡务农农民的培育，但同时也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一手抓培育、一手抓引入。大学生、退伍军人等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对他们进行农业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能帮助其较快进入新型职业农民角色。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安录：

大学生和退伍军人与其他群体相比有自身优势。他们对家乡有着固有的眷恋，加上在外地学习和闯荡的经历，有助于把好的经验带回家。但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还是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新型职业农民应有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是先驱与带动的关系

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利益联结机制中，如何保证农户利益不受侵害？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安录：

我国的人地关系、城乡结构、农村社会形态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规模经营与分散经营、小农户与新型职业农民会共同存在。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的利益并不存在结构性矛盾，二者是可以共存、互补的。

首先，新型职业农民的科学经营、管理模式和由此带来的高收益，可以为小农户提供示范与借鉴。

其次，小农户可以充分利用新型职业农民的高质量专业技能服务，解决自身在农忙季劳力和技术不足的问题。

再次，小农户可以学习新型职业农民的精细化管理、特色农产品培育和种植等，提高生产效率。

最后，小农户可以通过契约、农业保险等防范市场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

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之间是点与面、先驱与带动的关系。 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目前小农户经营模式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

“农户+合作社”与“农户+公司”的联合方式主要围绕农户承包地，而农户的根本利益也恰恰在于承包地。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已明确提出了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离”，所有权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具有承包权和经营权，且根据自身意愿可将经营权流转给合作社或公司，这在法律层面保护了农民土地的根本利益。政府在这种农户与合作社、公司利益联结机制中，应坚守底线意识，维护集体与农民的根本利益，防范资本下乡圈地，在农户自愿入社入股的基础上，有序引导和组织小农户参与和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善土地入股、技术合作、利润分成等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合作互助、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长效发展机制。

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历史？

我国近代农业保险已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历经建国前20年代的小范围内试办、50年代农业保险的兴起和停办、80年代前期的恢复和试办等阶段。1982年到1986年的恢复试办阶段，政府干预力量较为得力，农业保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政府垄断经营。在业务经营中不大考虑盈亏问题，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核算，盈亏由保险公司内部险种互补，亏损可由其他险种的盈利弥补。运作过程中，这种方式渐露缺陷。一方面对农业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统一核算，盈亏互补，不利于调动保险公司经营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政府考核保险公司的绩效。另一方面农业保险“大干大赔，小干小赔”的局面使保险公司倾向于减少农业保险的供给，而加大盈利性险种的经营。1987年6月，政府决定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内部特设农村保险业务部，专门从事农业保险的经营，并从1988年开始以省为范围，实行农业保险单独核算，但由于政府未能理顺与保险公司、农民之间的关系，农业保险经营风险更加集中，巨额亏损使得经营农业保险难以维继。198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建了农牧业保险公司。新疆建设兵团保险公司开办的农业保险属于行业性保险，对象主要是新疆农垦系统的农场，以工补农，国家财政也给予巨大支持。但随着该公司改制，农险业务也呈下滑趋势。1991年和1996年，中央、国务院分别做出“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建立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农村专项保险基金，逐步建立农村灾害补偿制度”和“发展农村合作保险”“逐步建立各类农业保险机构”，“为避免农业保险机构因承保种养业保险造成亏损，国家将在政策上给予适当扶持”等决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委托地方政府代办、与地方及其他经济组织合办发展合作农业保险等多种经营模式的试点工作。上述试点，对我国农业保险的运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缺少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资金支持，大部分经营性试验陆续停办。特别是农业保险合作社，虽然可以有效解决保险经营中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但由于农民保险意识淡漠，保险合作社规模难以扩大，面临筹集保险基金难等问题，而且保险合作社赔偿能力有限，对农民吸引力不大。 我国农业保险自1982年开始恢复，到高峰期的1992年，农业险保费收入达8.2亿元，但赔付率高达116%，完全是亏本经营。从1996年起，农业保险规模逐年萎缩，2001年农业保险规模跌到20多年来的最低谷，农险保费收入仅3亿元，占保险业总保费的0.14%，农业保险密度仅为0.38元，农业保险深度仅为0.02%，是近2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年。全国2.3亿农户，户均保费不足2元。 总的看，自我国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尽管农业保险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有效需求不足以支持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农业保险市场。商业保险公司由于担心亏损，而不愿涉足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业务量逐年呈负增长，市场“失灵”。我国用了23年的时间，得出了与国际农业保险同行相同的结论：农业保险不能实行商业化运作。

我国创新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一、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也要看到，相对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相对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要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实现农业现代化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从国内看，我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不高，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不断加快的现代化进程，在给现代农业发展带来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1、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

十八大提出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四化同步发展。在这四化发展中，农业是短腿。改革开放35年，我们的工业化走过了发达国家两百年的历史。全世界最重要的500种工业产品，中国有220多种在世界位居第一，2012年世界粗钢产量不到14亿吨，中国生产了7.2亿吨，铝合金、水泥等产品的产量也占到世界产量的50%以上。

从城镇化来看，我们的城市建设特别是硬件建设方面不输于发达国家，信息化方面基本和发达国家同时起步，但农业现代化，我们不仅没有用三十多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两百年的历史，甚至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相对于二三产业，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2012年，一个劳动力创造的农业增加值大约是2万元，工业是10万元，第三产业是8.4万元，也就是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工业的1/5、第三产业的1/4。

因此，十八大报告对四化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到2020年工业化是目标实现，城镇化是质量提升，信息化水平是大幅提高，农业现代化是成效显著。这也就意味着农业现代化仍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要跟上其他三化的发展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对这个形势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2、如何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的过程中，13多亿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这是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围绕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有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区域平衡、进出口平衡等多个平衡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仍然是总量平衡。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既面临人口增长带来的绝对需求，也同时面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成长性需求。1978年，我国人均GDP是190美元，2012年是6195美元，在190美元的阶段，大家的要求是吃饱，在6195美元的阶段，我们不仅要求吃饱，还要求吃好，吃的安全，这对农产品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外，2.6亿农民工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个转变性需求也是巨大的。此外，饲料用粮、工业用粮等间接需求也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保障13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要有战略考虑。

3、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保护农民权益。

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之中，如何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如何让农民平等地参与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三中全会的明确要求。全会《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提出了很多突破性、开创性的改革意见。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给予农民更加充分而合理的保障，要赋予更多的财产权利，比如土地权利，过去主要是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转的权益，可不可以进一步丰富处分权，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深化。

从国际看，全球一体化发展使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当前，全球农业产业分工深入发展，农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给我国农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1、如何提升农业的绝对竞争力和相对竞争力。

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使农产品进口规模增加、品种增多，农业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农业竞争力有绝对竞争力和相对竞争力之分，从资源的层面讲，我们的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缺乏像美国这样的绝对竞争力，但是我们的畜产品、水产品仍然具有相对竞争力，特别是和日本、韩国等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回旋余地还很大。新阶段，需要更多地从全球范围思考我国农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定位。

2、如何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为了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适度进口是有必要的，关键是把握一个度，哪些是必须确保自给的，哪些可以通过适度进口来缓解供给不足压力。目前，我国大豆进口已经达到5838万吨，棉花540万吨，大约占国内需求的80%和50%，在进口的问题上，我们要坚持三大主粮的基本自给，大豆、棉花可以适当进口一些。

3、不仅要关注农产品进口，还要关注农业怎么“走出去”，要研究农业“走出去”的政策定位问题。

比如，对南美国家，可能更多考虑的是重点农产品的进口保障问题，对东盟国家主要是农产品的互利互惠，对非洲国家可能主要是技术援助和扶持，帮助非洲国家提高粮食生产水平，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消除中国粮食威胁论的必然选择。对日韩等国家，可能更多的是农产品出口创汇的问题。

二、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任务。

我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竞争力不足的现实背景，要求我们“做大”、“做强”和“做长”我国现代农业。“做大”即是针对我国农产品总量失衡、结构性短缺的状况，要求我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千方百计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产品供给总量，解决好农产品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问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做强”即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市场，发挥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提升不同区域农业的相对竞争力和绝对竞争力；“做长”即农业重要产业、重要产品，特别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如何生命力长久、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是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标准化、品牌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围绕这三个目标，现代农业有三大任务：

1、确保13亿人的吃饭问题，实现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2、增加农民的收入。

2012年，农民收入四大来源中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44.6%，农业仍然是农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在吉林等粮食主产区，家庭经营性收入可能占到农民收入的60%以上，在陕西苹果产区、新疆棉花产区可能要占到60-80%。只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推动农民持续快速增收，才能调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

3、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过去发展现代农业，主要是关注供给和增收，现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去考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农业建设过程中对生态文明应该做正面贡献而不是负面贡献，这应该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第三大任务。

三、建设现代农业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实现现代农业建设的三大任务，既要靠发展，也要靠改革。从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价格和补贴是对农民影响最大的政策，价格对农民收入和农产品总量供给具有直接的拉动效应，要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政策效应。从改革的角度看，在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帜引领下，怎么破解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把握五个大的方面。

1、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要在稳定家庭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实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机制。在工业化、城镇化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背景下，进城农民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把经营权流转出去，这有利于推动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受资源条件制约，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不可能达到美国那样的水平，但是与日本韩国相比，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总体上看，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成本、抵御风险，有利于提高科技应用水平，也有利于商品化和市场化。同时，也要研究如何实现规模的适度，使得土地产出效率可以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2、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从组织属性来讲，把新的经营主体归纳为四类，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都可以算作家庭经营的范畴，土地合作、股份合作、流通合作、产销合作等各类合作，都可以算作合作经营的范畴，产业化龙头企业包括其它工商资本等属于企业经营的范畴。

这些新的经营主体，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特别是商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有效载体，应加以扶持，促使其发展壮大。此外，小规模分散农户仍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要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从种到收全过程的专业化服务，以此来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的问题，解决关键农时、关键环节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解决老人农业的问题。

3、培养新型职业化农民。

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是当下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原以为这个问题更多出现在人少地多的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但现在看更多是出现在人多地少的东亚国家，日本是典型代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紧随其后，现在我们这个问题也越来越突显。越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谁来种地的问题越突出。

过去，我们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土地要承载大量农业人口，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开放打开了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通道，在人均农业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外出务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在本地务农的收入，因此越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越多、谁来种地的问题越突出。现在看，贵州、四川、湖南、江西、安徽等劳动力输出大省都面临这一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也就是说，要培养一大批新型的职业化农民。

一方面，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提供免费职业化教育、扩大在业培训、提供创业贷款等方式，培养一批有志于从事农业的青年人；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职业化农民的培养，实现农业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将来的职业化农民，应该是进入有门槛、收入有保障、经营有效益、职业有尊严的群体，这对于我们农科院校的学生来讲，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4、推进农村金融保险制度创新。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金融保险支持。在农村金融方面，我们围绕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对金融信贷部门在货币、财税、补贴、监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政策力度还不够，覆盖面非常有限，对金融信贷部门吸引力还不强。

在农业保险方面，目前中央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保险品种只有15个，种植业的包括玉米、水稻、小麦、棉花、油料作物、糖料作物、天然橡胶、森林、青稞，畜牧业的包括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藏系羊、牦牛。

现代农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高达200多个。我们一些区域性重要品种如陕西的苹果、南方地区的茶叶、大城市的蔬菜生产，都没有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下一步应逐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同时，积极探索创新农业保险的体制机制，目前农业保险的保额太低，只能勉强覆盖生产的物化成本，连劳动力成本都不够支付，应进一步丰富农业保险产品，适当提高保额，让农民选择是保成本还是保收益。总之，要有多种选择。

5、强化试点试验。

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重视基层的创造。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通过局部的试点试验，为全面改革创新探索路子、积累经验，一直是我们推进农村改革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各地还有很大的探索试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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